宋志平主旨演讲丨国企改革：我们的成就和挑战

11月9日，由中国国有企业研究院主办、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协办的“2019（第一届）中国国有企业研究论坛”在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举行。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尹义省，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国有企业研究院院长董大海等出席论坛并发言。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出席论坛并作了题为《国企改革：我们的成就和挑战》的主题演讲。本报今日全文刊发，希望给行业企业提供思考与启发。」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参加首届中国国有企业研究论坛，本次论坛主题是“国企改革攻坚战”。论坛开始前，我还问董大海副院长，“攻坚”指的是什么，结合论坛主题，我和大家分享关于国企改革的观点。

国企改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在国企工作整整40年，搞改革也有20多年。1994年，国家搞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时候，我当时所在的北新建材就是试点企业。2014年，国务院国资委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我所在的中国建材集团又是试点企业。国企改革我“试”了20年，从“黑发人”试到了“白发人”，我也希望国企改革能尽快完成。2020年要完成国企改革的任务，论坛的主题聚焦“攻坚”，我们今年还是要攻关。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里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有效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功能作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等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含义。我们要深刻理解、加强学习，在这个基础上指导国企的改革工作。今天我分三段话和大家进行交流。

我们破解了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的世界性难题

国企改革40多年以来我们都解决了什么？我们破解了一个难题，就是国有经济和市场到底能不能结合。按照西方社会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国有经济和市场是不能结合的。因为西方国家搞过国有化运动，也搞过私有化运动。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上台后在法国搞国有化运动，后来右派又搞私有化运动，现在基本是私有化的体制。目前搞国有企业的，大多是一些小国家，效果并不是很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做一个艰难的探索，到底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起来，这一探索历经40多年。刚才有嘉宾谈到国企改革时间太长了，那是因为这场改革太难了，可以说是个世界难题。

为什么说我们破解了这个难题呢？大家看到这些年，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民营经济也在快速发展，尽管过程中有些磕磕绊绊，但国企和民企共同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今年的世界500强中，中国上榜企业有129家，内地有119多家，国企有87家，央企有48家。有人认为世界500强是500大，不优也不强。我的看法是，当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之初，我国世界500强企业只有2家，十几年来我们的进步是明显的，当然企业如果能优能强更好，这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由此看来，国企改革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提法非常好。这是一个新的企业制度，用这个新的企业制度来解决国有经济和市场怎么结合，可以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特色。因为中国不能一概去搞私有化，但又要搞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必须找到融合的方法。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定义了什么是混合所有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专门把混合所有制提出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也就是说，发展混合所有制仍然非常重要。混合所有制就是一把金钥匙，是解决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连接的纽带。

2013年在成都举办的《财富》全球大会上，有场关于国企和私企的论坛，回答问题很有挑战，因为当时国企的舆论环境并不是很好，美国耶鲁大学的资深教授史蒂芬·罗奇做主持，他过去是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始，罗奇就问我：“宋先生，您怎样理解让中国国企成为充分竞争市场中的一员？”“您认为20世纪90年代关于国企上市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推动中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主要力量？”我说：“您的问题就是答案，中国的国企是经过这么多年改革的国企，是被上市了的国企，是混合所有制的国企。中国的国企和西方理解的国企是不一样的，和计划经济时期的国企也不一样。此国企非彼国企，此央企非彼央企。”

大家知道，中国建材集团是央企，可资本金项下只有25%的国有资本，75%是社会资本。我过去工作过的国药集团，资本金项下只有35%左右是国有资本，65%左右是社会资本。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新型的和市场经济混合了的国有企业，过去大家认为国有企业政企不分、没有效率，后来发现国有企业迅猛发展。其实这是有内在原因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就在于国有企业找到了一个方法。

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是“改”而不是“混”。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股份制改革。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很多企业上市了，但后来大家把国有控股公司视同为传统的国有企业，又把国有企业视同为国家行政单位。对任何行政部门的要求，后面都会加上国有企业参照执行。国有企业后面再加一个括弧，含国有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所有的上市公司都包含进去，就像打牌一样，打到十一又被勾了回去，改革就付之东流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我们欢欣鼓舞，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我们希望把混合所有制企业能区别于传统的国企进行管理，再找到第三条道路，既有国企的管理，又有民企的管理，还有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既然混合就不是单纯国企，为什么不能给混合所有制企业找到一个管理方式呢？

十九届四中全会肯定了混合所有制对国有经济的作用，其实国有企业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国有企业数量也不宜太多，应是抓大放小，而国有经济应该越来越强大，国有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才是根上的事。现在也在改变说法，大家可以仔细去看，过去讲的是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现在是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提法上发生了变化，我们认识的深度在进一步加深。国企经过40余年的漫长改革，找到了混合所有制，架起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桥梁，只要我们坚持，不再把混合所有制流于形式，不再把混合所有制认为是国有混合所有制，这样我们离成功就不远了，我们就为改革而欢呼。因为我们又迎来了一次重大机会，是党形成的决议、共同的认识。国企改革我们找到了解决的方法，问题是这个方法大家是不是想清楚了，是不是真正喜欢它，还是只是“叶公好龙”。如果还是抱残守缺，把混合所有制简单流于形式，再给勾回去，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

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

我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国企改革的认识，就是因为中国建材因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年前，中国建材集团营业收入仅有20亿元，是一家资不抵债的公司。它是如何怎么发展成现在营业收入4000亿元、利润300亿元，全球最大的建材公司呢？这家公司没有任何的垄断。要说国家的支持，20年前国家给的支持更多，但那个时候公司却步履艰难，但恰恰是因为迈入市场，公司又活了起来，而且活得还不错。不仅中国建材一家国企这样，这其中一定是我们做对了什么，那么我们做对了什么呢？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成就一：上市混合

今天中央企业70%的资产在上市公司，或者说我们主要参与竞争的都是上市公司，很少是国有独资公司。上市后，募集的大量资金用于支持公司的发展，如果没有上市，大多的国企和央企可能活不到今天。上市是我们做得非常正确的选择，当然，当年上市的时候也是因为没有资金，才选择去上市。上市以后，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就得按照上市公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尽管没能全做到，但毕竟和过去单一的国有企业不同了。任何政府部门都会想到这是一家上市公司，要注意到还有股民，还是有约束的，所以“上市”对我们来讲意义深远。我先后经历了北新建材在深圳上市、中国建材H股在香港上市、国药控股H股在香港上市等等，目前中国建材有13家上市公司，国药有6家上市公司，通过上市，企业募集大量资金，同时引入市场化机制，在市场监管下发展。

成就二：董事会建设和薪酬改革

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薪酬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对央企来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外部董事在董事会占多数是对的。《公司法》里只有董事，没有外部董事、独立董事、职工董事之分，不管董事来源是什么，在董事会里只是董事，而且董事最大的作用是促进企业发展，而不是在董事会里一部分董事监督另一部分董事。应该由董事长做班长，组织董事们一起开好董事会。董事的来源可以是多元化的，因为通过来源调整董事结构，减少内部人员控制的可能。董事个人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公司负责，这个问题不能搞糊涂。

我们的薪酬制度也是做了半市场化的改革。二级、三级公司是放开了一些，但我们还是有一些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完全市场化，是半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即使半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在今天看来，仍然能起到改革的作用。所以，国资委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和薪酬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整个央企的进步，我们应该肯定它的进步作用。

成就三：坚持主业和瘦身健体

这些年，国企、央企坚持主业的做法是对的。国资委主张央企三个主业为限，“一主两辅”。最初企业都不是很理解，但正是因为有主业的限制，成就了48家央企成为世界500强。大家知道，很多企业一有赚钱业务就想做，如果没有这个限制，这些企业今天都不知在做什么。过去这几年，很多民营企业没有主业意识，就犯了错误，都是机会主义，没有长期主义，觉得什么赚钱就一哄而上做什么，结果形成很多损失。

在瘦身健体方面，央企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是做对的事情。近3年，央企减少近1.4万家企业。中国建材减少400多家企业，管理层级从7级压减至4级，压减冗员5万人，未来3年还要再压减5万人。中国建材的财务杠杆降低13%。而恰恰相反，很多民企却在抵押资产、质押股权，大举扩张规模，过去国企曾走过的弯路他们又全犯了，犯一轮错误后才明白这个道理。

成就四：创新转型

大家都知道，央企是创新的组织，一大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标志性重大科技成果，如大国重器等都是由央企完成的。像中国建材有26家科研设计院、3.8万名科研人员、1.2万项专利，中国建材行业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由中国建材提供的，每年国家科技一等奖、二等奖都是中国建材所获得。这些年，我们的创新转型做得都不错。

成就五：“一带一路”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国企、央企领头打头阵，比如架桥、修路、打井等基础建设都是国企、央企承接的。中国建材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了300多个水泥厂，全球65%的大型水泥厂是由中国建材建设的。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水泥厂，当地该如何架桥、如何修路，过去非洲地区每吨水泥2000元，现在只有300元~400元，大大降低了建设成本。30年前，中国的水泥设备等都是从跨国公司购买，而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是从中国建材购买设备，“30年河东，30年河西”，为此我们作出了重大贡献。当然我们在“走出去”道路上，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和跨国公司共同合作，共享机会。我们在进博会上签署相关合作协议，与ABB、施耐德等很多企业寻求合作，而不是“吃独食”。

成就六：党建工作

2016年10月，全国国企党建工作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国企的党建工作有了实质性提高。党建工作很重要，企业做大了用什么管理整个公司呢？西方有一个词叫“企业文化”，企业文化还有一个深刻的解释是“企业宗教”，不然企业几万人、几十万人分布在世界各地，靠什么有统一的思想。中国公司也是如此，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文化。实际上党建工作就是我们基础的政治文化，这些年整个市场环境净化，我们可以安心做事。过去我们做事情，要考虑到方方面面，要按照社会潜规则去做；现在做起来就很简单。党建在企业里，我主张党建文化一定要和企业经营相结合，中国建材在党建工作中，牢牢坚持“四个结合”。一是党建工作要和治理管理结合，始终坚持两个“一以贯之”；二是党建工作要与生产经营相结合，不能“两张皮”；三是党建工作要和企业文化相结合；四是党建工作要和廉洁从业相结合，真正发挥独特的政治优势。

国企要向民企学习他们的市场意识、企业家精神、市场机制；而民企要向国企学习战略规划、管控体系、党建文化和团队建设，这是民企比较薄弱的。国企和民企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不只是国企向民企学，民企今天出现很多问题，也应该好好研究国企这几年都做了些什么，也要向国企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面临的挑战

我们现在面临不少的挑战，大家可能会说，国企既然搞得这么好，那就别改革了。其实说得不对，因为我们还有更高的要求，我们要建世界一流的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加大国际化步伐，所以要继续改革。我们前面的改革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还有半市场化的东西，还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的改革还有最后一公里，改革还有最后一扇门必须推开。当前国企改革面临三个挑战。

挑战一：市场化竞争中性的问题

不论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企业竞争要中性。按照国企的分类，如果是公益保障类的企业，就应该国企自己做，民企不一定参加，因为属于非竞争领域，本身是政策性也不赚钱，即使赚钱也是有政府补贴。但在竞争领域的国企，就应该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否则在市场里，一方面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另一方面是和纳税人在竞争，这样逻辑就出了问题。如果不符合竞争中性，国企在国际上也无法招投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讲到国企，有些人认为是“中央军”，有“红帽子”，殊不知在国内市场竞争时，民企会认为不公平，到国外去又会遭到当地企业的抵抗，他们认为当地企业怎么能和一个国家进行竞争。

我们的企业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比如，我原来工作过的北新建材，中国建材集团在中国建材股份持股44%，而中国建材股份在北新建材持股35%，也就是说，在北新建材这家上市公司里国有股不足15%。澳大利亚提出所谓的竞争中性，是指国有股不得超过30%；美国最苛刻的州立法规定国有股不得超过25%。而我们很多的上市公司里，真正的国有股其实都不到20%，还戴“红帽子”参与竞争，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现在我们有了混合所有制，摘掉了国企的帽子，要进一步巩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真正做到国资委管资本，聚精会神地管好资本；中国建材集团是投资公司，决定投资为国有资本增值；混合所有制企业，就是一般性竞争性企业。这个问题不解决是不行的，因为我们遇到了挑战，不能自讲自话，要讲大家通用的语言，要被市场接受才行。

挑战二：弘扬企业家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市场活力来源于人，特别是来源于企业家，来源于企业家精神，中央和国务院发文指出，国有企业也有国有企业家。遗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员包括社会都不承认国有企业有企业家。任正非是企业家，马云是企业家，但央企有创新的领导人是不是企业家，在座大家说是，但社会上有人不认为是，觉得是国资委红字头任命的干部。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企业家精神，如果企业家没有主心骨，这个企业是很难做好的。也有人认为企业的领导人、管理者是企业家，其实也不完全是，那些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善于捕捉机遇的人才称得上是企业家。

最近在山东召开了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论坛，很多知名企业家都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山东重工董事长谭旭光、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等三位地方国企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主题论坛，大家觉得谭旭光、廖增太、王民更像企业家。关于企业家精神，现在社会上喊得挺响，但有关部门是不是要接纳企业家精神，是不是要真正保护、爱护和弘扬企业家精神，这是根上的事。我们看到现在地方国企改革紧紧围绕弘扬企业家精神，比如王民65岁，为了保证他能继续做，徐工集团退出一部分国有股；董明珠65岁，珠海国资委退出格力一部分国有股，来保证她能继续做；上海绿地三家国企持股48%，职工持股26%，三家公司发表公告，不做一致行动人，保证张玉良做董事长。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企业如果没有一个企业家，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法做下去。实际上企业家是国企的核心，不要认为有个干部就可以做企业。现在有些地方国企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大量改由政府的厅局长担任，使企业行政化，这些国企又怎能做好呢？

挑战三：如何建立共享机制

企业到底是为了什么？1975年美国大企业圆桌会议制定了一个原则，即股东利益最大化、股东至上，指导了全球多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在他们又聚在一起开会，认为现代企业不能只关注股东，还要关注利益相关者。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企业到底为什么？为国家保值增值没有错，没有所有者就没有企业。但经营者和劳动者呢？劳动者不能只给他们成本，因为他们靠工资连房子都买不起。劳动者应该参与公司财富的分配，共享成果。所有者可以得财富，但没有必要让全部财富都归所有者。今天的新经济和创新也一样，企业创新后的财富是否只归创业者少数人，还是应该分配一部分给员工，因为员工通过“5+2”“白+黑”的工作付出很多劳动。我的想法是，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分配机制。

关于分配报酬，十九届四中全会首先提出的就是劳动，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东西。我们的分配规则必须改变，财富分配应惠及职工、惠及所有利益相关者，而不是被所有者全部拿走。民营企业所有者是这样，国有企业的上级单位也应该想通这个问题，国有企业的财富不能都被国家拿走，要让出一部分给管理者、劳动者。企业的员工、企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得到应有的收获。埃及国家立法，企业的利润至少要10%分配给员工，这里指的是财富，而不是指工资成本。

国企应该积极改革。比如说华为，去年我专门和任正非谈了很长时间，华为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任正非的企业家精神，加上它的财富分享机制。我们学万华，万华做得好也是因为机制，万华的股权结构是国有股20.6%，职工持股20%，剩下是散户。习近平总书记去年6月13日视察万华时，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能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一席话回答了国企改革的关键点，是指导国有企业改革的箴言。

“谁说国企搞不好？要搞好就一定要改革”就是说国企能搞好，但搞好一定要改革，不能不改革。现在有人认为国企搞得很好，还改哪门子革？“抱残守缺不行”，我们关键要理清楚“什么是残”“什么是缺”“谁在抱残”“谁在守缺”，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过去那些条条框框、陈旧的观念就是“残”和“缺”。政府部门和国企领导人都有“残”和“缺”。“改革能成功，就能成为现代企业。”企业想成为世界一流的前提是改革能成功。

从事国企改革的部门领导，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都要认真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话，要不要扪心自问，要不要自我反思？要不要为改革勇于担当，放手一搏？如果认为改革都是别人的事，责任都是别人的，和自己无关，国企改革恐怕一万年都完不成，也永远没有结束的日子。

原标题：宋志平主旨演讲丨国企改革：我们的成就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