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央行行长：近忧未解远虑更重

　　日前，在主题为“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启示”全球央行行长会议上，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和加拿大央行的高层在分享各自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同时，从不同层面阐释了后疫情时代发达经济体央行应对经济金融挑战的难度和困扰。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菲利普·莱恩、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马克勒姆和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在讲话中都提及了如何应对疫情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冲击，强调了常规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在稳定市场、保护信贷供应和消除疫情对通胀负面冲击等方面的有效性。然而，非常之时的非常举措也引发了各自担忧。

　　莱恩在讲话中用了大量篇幅阐述欧洲央行应对通缩风险的举措与考虑。他表示，虽然欧洲央行通过额外的货币刺激政策改变了通胀曲线走势，但在低通胀和低利率环境下，要实现既定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仍然需要财政政策支持。当然，抵消疫情对通胀的负面冲击以及维持后续通胀目标也需要货币政策支持，但货币政策支持的效果和规模高度依赖财政政策对经济复苏的支持程度。

　　此外，莱恩表示，欧洲央行推出的紧急抗疫购债计划虽然有效应对了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大幅扩张。这已经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重大经济冲击和金融危机时的重要政策工具。

　　对于资产负债表作为央行应对危机政策工具的作用以及未来挑战，贝利作了进一步阐释。贝利回顾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央行通过资产负债表调整支持就业和通胀的历史。他表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两大趋势造成央行资产负债表急剧扩张。一是为了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银行体系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不足问题，主要经济体加强了商业银行体系风险管控，银行体系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上升推升了央行资产负债表。

　　二是十余年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央行资产负债表作为刺激经济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强化。此次疫情造成的经济危机与以往金融体系内部危机不同，问题根源在基金、交易商和公司等非银行部门。这意味着资产购置计划本身已经不仅仅是此前救市政策的副产品，而是政策干预、直接救市的主要工具。同时，当前全球较低的均衡利率水平等结构化因素意味着央行资产负债表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期限将远超此前预期。

　　贝利在回顾量化宽松政策应对经济危机效果时表示，利用量化宽松应对危机的效果十分依赖于市场环境。从英国情况来看，在市场严重失灵或者流动性冲击明显时，量化宽松的效果最为明显。基于上述分析，贝利不无忧虑地认为，从使用效果角度来看，未来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直接应对危机的最优做法是将此作为短期手段实施。同时，各国央行必须确保在未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以应对后续潜在危机。

　　虽然在本轮危机尚未结束之时探讨应对下轮危机的政策工具可能过于“前瞻”，但贝利强调，相比于十年前，央行资产负债表作为逆周期工具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此前预期。各大央行不能忽视在短期内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的风险，必须未雨绸缪提前思考何时退出当前量宽、如何确定央行应对未来危机的政策空间，以及如何逐步退出量宽并拓展新的政策空间。

　　在应对本轮危机过程中，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似乎找到了未来拓展政策新空间的方式，那就是扩大资产购置范围，将更多私人部门资产纳入购置计划。然而，在贝利看来，这一方式虽然拓展了政策空间，却也带来了更多风险管控问题。因此，贝利似乎只能略带悲观地说，“展望未来十年，谁也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政策工具”。

　　相比来自欧洲的两位央行行长聚焦资产负债表议题，加拿大央行行长蒂夫·马克勒姆则强调了央行在后疫情时代政策沟通的重要性。他表示，为了应对疫情产生的经济金融风险，各大央行采取了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行动，以支持经济复苏和避免通缩。然而，当前很多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处于下限，未来各大央行支持就业和提升通胀的能力明显受限。在此情况下，确保通胀预期保持在设定目标之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一方面需要降低利率，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沟通。

　　马克勒姆表示，此前央行并没有花费太多精力为公众量身定制信息。相反，央行只与市场、经济学家、新闻机构打交道，通过后者向公众传递政策信息。然而，近期分析显示，与直接来自央行的官方声明相比，新闻报道在塑造通胀预期方面的效力不高。后疫情时代，各国央行要在政策沟通问题上实行第二次大变革，进一步提升其影响力。如果没有公众对央行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未来各大央行的政策空间将更为局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