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新路径

　　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在摸索中前进。8月4日，工信部官网发布了前一日召开的中小企业数字化工作座谈会相关情况。会议提出了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3+1+N”工作机制与“链式”转型路径。前者为打造优秀案例，后者则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通力合作。业界专家分析称，目前，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普遍面临缺钱、缺人、缺技术的困境，在寻找更合适的数字化转型路径上，以大带小的“链式”发展或许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链式”新路径

　　会议提出的“3+1+N”工作机制，即健全完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政策、评价、服务三大体系，筹备办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大会，培育推广一批大中小企业协同数字化转型典型模式和解决方案。

　　同时，会议还指出，要将政府与市场作用相结合。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引导，通过强化财政支持，撬动龙头企业、社会资本合力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要发挥大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

　　对此，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表示，“3+1+N”工作机制和“链式”数字化转型对于中小微型企业小散乱差的现象具有重要作用。“‘3+1+N’工作机制可以探索模式试点、推广多种示范，‘链式’数字化转型是数字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根本要求，重要的问题是解决‘两张皮’的问题，解决从实际出发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洪涛如是说。

　　近年来，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各国都在行动。我国在政策层面也不断加码。“十四五”规划纲要中便专门设置“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章节，并对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营造良好数字生态作出明确部署。工信部围绕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积极培育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主动支持数字化赋能平台发展，切实鼓励各类主体做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河南省发布首批15家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创建单位，切实打造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组织。在支持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上云上平台”的需求侧政策推动下，广东省当前已累计推进2.25万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难在哪

　　事实上，在数字经济伊始、政策尚未集中发力之时，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呼声便开始出现。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认为，数字化转型对于企业本身提质降本增效、优化流程、拓展业务、增加盈利能力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急需发展的中小微企业而言。

　　近年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乏优秀案例，疫情期间的“无接触配送”便是很好的例子。如良品铺子、林清轩、红蜻蜓三家品牌在疫情期间业绩不降反升，究其原因，正是当在聚集性活动受到限制时，这些企业探索了多种数字化“无接触模式”，如无接触点取餐、共享员工等，实现了逆市数字化转型。此外，美团也首创了“无接触配送”模式。

　　与此同时，许多中小型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也面临着一些难点。“概括来看转型的难点主要是缺钱、缺人、缺技术，缺钱则是主要因素。”王鹏解释道，首先，规模以上企业一般都有专门的信息技术部门和相关技术，而中小企业在该领域比较欠缺；其次，数字化转型需要复合型人才，而中小企业本身人才的吸纳能力相对有限；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资金，没技术、没人才，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法来解决并赋能，但资本不够雄厚的中小企业不一定能额外有这部分资金。

　　“归根到底，有钱能解决很多事情，而中小企业资金的问题则需要国家政策和市场予以解决。”王鹏说道。

　　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是怎样一个概念？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从企业数字化管理的角度举了个例子，“目前，市场上优质、低廉的企业信息化服务供应商较少，整体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尤其在制造业领域，当要利用信息化系统进行数字化管理时，主流信息化服务供应商如德国的SAP和国内的东软集团相关服务年费动辄便上百万元，一般的中小企业很难用得起”。

　　此外，洪涛则解释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一些具体业务问题，如由于没有采用正确的数字化技术，导致数字化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不是降低成本；没有将数字技术与业务紧密结合，只是数字+技术的“两张皮”。

　　如何更合理地进行数字化转型，中小微企业依旧在摸索之中。

　　“大带小”如何落地

　　在众多发展路径中，相较于发展模式上的倡导，唐大杰认为“链式”的数字化其实是一个更有价值的提法，也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时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为什么我们中小企业数字化做不好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就是‘链’没有形成。企业要完成数字化转型、实现数字化管理以及与上下游供应链形成对接，成本非常高。所以中小企业很难享受到完整的数字化服务，‘链式’则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唐大杰解释道，即在一个产业链里面，由核心企业发挥关键带动作用。

　　如何发挥核心企业的带动作用，唐大杰表示，可以由整个产业链里面的核心企业为主导，形成信息共享平台、结算平台、销售平台等。他举了一个汽车行业的例子：比如比亚迪作为一家大的汽车公司，上游有些小型制造公司给它提供车玻璃、方向盘等，这些小制造公司自己可能没有能力购买数字化管理服务，但比亚迪的数字化平台可以向这些供应商开放，促使彼此知道各方生产、供应、物流、结算等一系列进展，从而实现数字化销售管理和市场管理以及更好的合作。

　　在这个由上下游企业自主发力的产业链里，政府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唐大杰给出了另一个维度的建议。首先，数字化转型需要的大量基础设施，如物联网建设就相当于信息化里的高速公路和仓储，应该由政府来提供较好的限期投资、产业规范和行业标准。其次，在核心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后，政府可以给核心企业一些补贴，如加大减税等，同时也可以给中小企业提供有利于其发展的一些金融支持。

　　在产业链和政府之外，唐大杰认为数字供应商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政府可以鼓励信息化企业更多地提供相关的数字化服务。”他如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