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老板袁征个人资料及简历：Zoom创业故事回顾

　　Zoom可以说是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产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生在中国泰安的袁征，是山东大学的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系学生。他的妻子——彼时仍是他的女友，就读于另外一所大学。两人相隔千里，坐火车要走上十小时。每次，去看望女友时，袁征都在火车上昏昏欲睡，想着睁眼就能看到心爱女孩的脸庞。

　　袁征开始对互联网繁荣心向往之。但是，当他的签证八次被拒时，他的美国梦似乎陷入了绝境。“那时，我非常难过。”他说，“但我就是不死心，直到他们告诉我，‘以后别再来了’。”

　　1997年，袁征27岁。那一天，他终于拿到了H-1签证。他最初加入一家名为WebEx的公司，在那里写代码。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参与视频会议平台的开发。2007年，思科收购WebEx。当时的思科媒体解决方案部门的高级副总裁、现任Zoom董事会成员的丹·谢曼（Dan Scheinman）回忆说，当时大家对袁征的评价是“要求高、具有技术天赋，是世上最棒的产品人之一，跟消费者沟通也游刃有余”。谢曼说：“就好比我们身边有一个莫扎特，但竟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个天才的存在。”

　　袁征似乎永远精力充沛，而且思路清晰，时常相信人性本善。“世界是公平的。”他曾说，“继续努力，做好你能做的事情。”

　　正是他的这种自信，在2011年，说服几十名WebEx的工程师跟随袁征一起闯荡。那一年，袁征宣布，自己打算离职去创业，开发一款视频平台。2013年，Zoom软件面世，除了免费的基础服务之外，还针对不同规模的企业推出不同付费等级的服务。虽然很多其他创业公司更倾向于用免费产品争取广泛的用户基础，但Zoom主要面向学校和企业网络，这些机构更愿意每年付费订阅Zoom的服务。

　　经过近十年的稳定增长后，Zoom终于在2019年上市。和其他持续亏损的上市科技公司（如Uber、Lyft和Slack等）不一样的是，Zoom具有盈利能力，且没有债务。而且，根据就业调查公司Glassdoor和Comparably的数据，得益于袁征始终强调的“传递幸福”的理念，Zoom也是员工评价最高的公司之一。袁征开创了一条可靠的路线，并且他对快速打入消费者市场保持谨慎态度。“在去年12月，我们的规划其实和上一年的几乎一样：没有远大的愿景，只是保持创新。”袁征说。

　　随后，疫情在全球蔓延，迫使人们宅家不出。他们在家刷剧，练厨艺，学吉他等等，以及越来越多人出现在Zoom上。他们在Zoom上开生日派对，家庭聚会还有公司会议；用Zoom来一起锻炼、相亲等等。纽约州甚至还认可了通过Zoom登记的结婚，这让袁征感到欣喜。从1月到4月，该公司统计的年度会议时长是原来的20倍，超过了2万亿分钟，收入同比增长169%。“这感觉好像就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你的梦想终于照进了现实。”袁征说。

　　一个如此小众的平台究竟是如何胜过苹果（FaceTime）、谷歌（Meet）、思科以及Skype的呢？首先，Zoom是免费的，至少40分钟的会议是免费的。Zoom的使用也异常简单：你都不需要下载Zoom应用，甚至都不用注册账户，只要使用特定的浏览器或操作系统就可以参加Zoom的会议。该公司的云端运营允许其相对无缝地进行扩展。虚拟背景既新颖又保护了隐私。

　　滚雪球般的效应保证了增长动量：越来越多的用户注册Zoom，撰写趋势报道，创造Zoom的热词，Zoom的使用也出现在电视上，这些现象又促使更多人加入该平台。与此同时，曾经一度风靡全球的Skype如今却因为母公司微软选择发展另一个视频平台Teams，而增长陷入停滞；又因为Zoom在教育机构已经收获一定影响力，年轻人对该平台丝毫不陌生。

　　Zoom的成功，也有其名字的一份功劳。Zoom这个名词，朗朗上口，熟悉又不那么正式，而且还带一点积极的含义。“我从未见过这样快速的发展。”加州匹兹学院的语言学教授卡门·福特说，“从未像现在这样，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词来描述同一件事。”

　　职业领域是第一个大规模采用Zoom的领域。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截至6月份，42%的美国劳动人口在家全职工作。大型银行和国际公司纷纷选择Zoom；12.5万所中小学也是如此，一个原因是因为袁征向他们免费提供该平台。

　　在隔离期间，Zoom也成为了维持社区的生命线。每周末，各种视频派对在Zoom上欢腾起来，其中包括Club Quarantine——一个特殊的多伦多夜店，借着Zoom平台已然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现象。在周六之夜，Charli XCX和Lady Gaga等明星也会加入Club Quarantine，和数百名狂欢者一起纵情娱乐，这些粉丝中也包括先前无法融入夜生活文化的残疾人士。“无障碍始终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缺口。直到我们都不得不在线上活动时，这个障碍才得以消除。”Club Quarantine的联合创始人瑟蕾娜说。

　　尽管有些活动可以顺利地适应线上世界，但其他更重要的活动（如宗教仪式和葬礼等）——则没那么容易。当92岁的埃斯特尔·考夫曼于7月份在圣安东尼奥逝世时，她的孙子布拉德和他们的犹太礼拜堂为她举办了一场Zoom告别会。告别会的整个过程十分顺畅，没有遇到一点技术障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陆续加入线上告别会，回忆并分享了他们的缅怀之情。但是布拉德·考夫曼说，人们的情感流露显得有点不自然。“在视频里，对着一块小小的屏幕，人们似乎很难去表达他们的真实感情。”考夫曼说。

　　Zoom的最大优势——无障碍性——似乎赋予了该平台无限的可能性。然而，尽管该公司侧重平台的易用性，但这一特点也成为了Zoom的最大漏洞。“这就是硅谷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打入市场，让产品尽可能地对用户友好，安全性则日后再说。”软件公司Jamf的安全研究员帕特里克·沃德尔说。

　　由于Zoom在疫情之前并不十分出名，该平台未受到黑客或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但是在今年春季，Zoom的缺点逐渐暴露。令人震惊的头条新闻每天都会出现在人们视线中：被称为“Zoom-bomber”的恶意闯入者不断扰乱会议或课堂，散布恶俗、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信息。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Zoom悄然向Facebook发送数据。Zoom还在端对端加密这件事上撒谎，引来FTC的调查。

　　沃德尔仔细研究了Zoom的代码，对于自己如此轻而易举地发现两个漏洞而感到震惊。其中一个漏洞可允许黑客控制用户的摄像头和麦克风。沃德尔的调查结果发布于3月30日，并引来人们对Zoom的广泛抵制。伊隆·马斯克因此禁止员工在SpaceX内部使用Zoom，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也被要求停止将Zoom用于远程教学。

　　“这样的事情骇人听闻。”袁征说，“我们已经如此努力地去工作，但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负面新闻？”他对此诚恳地道歉，还宣布将在接下来的90天内改善公司的隐私和安全措施。私下里，他联系上沃德尔和其他安全研究员，请求他们的指导。“如果你不听他们的建议，你要怎么解决问题呢？”袁征说。

　　他连续几个晚上不眠不休地监控服务器功能，并检查新的安全功能。他还聘请著名的安全研究员，升级平台的加密功能，扩大公司的赏金计划以补偿有道德的黑客。袁征提供的透明性和表现出来的紧迫感，让沃德尔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