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2020十大人口净流入城市 人口净流入对房价有何影响？

　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的城市凭借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和良好的就业机会，会对流动人口形成强大的吸引力。那么，哪些城市的净流入人口最多？哪些城市的净流入比最高呢？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以及部分城市的统计公报，对42个重点城市的人口净流入情况进行了梳理，当前人口净流入最多的10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天津、佛山、苏州、宁波和杭州，全部来自三个经济圈，其中珠三角4个，长三角4个，京津冀2个。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净流入是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常住人口大于户籍人口，就说明该城市人口处于净流入，反之则为净流出。通常来说，一个地方的户籍人口总有一部分流出，即便是北上广这样的发达大城市，也有一部分户籍人口在外地。因此户籍常住人口的数据会小于户籍人口数据，而外来常住人口数据会大于人口净流入的数值。另外，净流入体现的是历年的存量，并非单年的变动。

　　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

　　从净流入总量来看，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和广州位居前五，这其中除了东莞之外，其余均为一线城市。

　　其中上海的人口净流入达到了958.84万人，总量位居全国第一。根据2019年上海市统计公报，2019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28.14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50.43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77.71万人。

　　作为我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是我国常住人口和城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根据今年4月智联招聘和恒大研究院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报告，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的上海，人才吸引力指数在2017年由第二名升至第一名，随后三年也维持在第一的位置。

　　人才流入上海主要因为上海的经济体量大、薪酬水平高。2019年，上海GDP规模达到3.8万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一。此外，上海拥有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上交所等金融机构，总部经济、研发创新等十分突出。2019年，上海流入人才中9.9%流向商业服务，显著高于其余9个重点城市。

　　深圳以793.17万的净流入人口位居第二。2019年深圳市统计公报显示，全市年末常住人口达1343.8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1.22万人。其中常住户籍人口494.78万人，增长8.8%，占常住人口比重36.8%;常住非户籍人口849.10万人，增长0.1%，占比63.2%。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分析，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原有的“土著”占比很低。很多户籍人口也是这二十多年来才落户的。另外，深圳的落户门槛相比京沪要低很多，而且近年来大幅放开，因此深圳的户籍人口增长较快。在这部分户籍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也是工作后才落户深圳的毕业生。目前，深圳仍是一二线城市中最年轻的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相当高。

　　北京以756万人的净流入总量位居第三。数据显示，2015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9%;2019年北京常住外来人口745.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4.6%。

　　京沪两个超一线城市人口已经超过2000万，出现人口过多、交通拥堵、生态环境等问题，因此京沪相继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这也使得近几年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有所下降。

　　珠三角人口密度最高

　　珠三角的东莞和广州分列四、五位，两市的人口净流入都超过了570万人。目前，净流入人口超过500万的也就四个一线城市和东莞。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口净流入前五名的城市中，有3个来自珠三角地区，分别是深圳、东莞和广州。此外，珠江西岸的佛山净流入人口也超过了350万人，位居全国第七，可见珠三角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

　　根据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6年珠三角城市群常住人口达到了5998.5万，常住人口密度为1033人/平方公里，是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7倍多，也是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2016年，珠三角净流入人口为2647.9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4.14%。

　　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广东人口发展状况分析指出，2019年，广东省常住人口数量继续居全国首位，占全国人口总量的8.23%，比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人口密度为全国的4.40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持续发挥作用，人口流动进一步大城市化和都市圈化，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以及相对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减缓了老龄化进程。

　　长三角也有4个城市净流入数量位居前十，分别是榜首的上海，以及分列八到十位的苏州、宁波和杭州。后三个城市的人口净流入规模要小一些，合计为737万人，还不及一个深圳的规模。

　　从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即净流入比来看，有9个城市超过了30%，分别是东莞、深圳、中山、佛山、上海、厦门、广州、北京和苏州，主要来自三大经济区以及闽南三角洲。其中，珠三角地区就占了五席，且前四名均来自珠三角。东莞和深圳两市的净流入比更是超过了50%，分别为70.34%和59.02%，外来人口明显超过了户籍人口，呈现出典型的倒挂现象。

　　对东莞、深圳等地来说，加快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是这些城市发展的一大要务。在这一过程中，除了降低落户门槛外，加快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补短板是重中之重。比如从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的床位数来看，东莞仅为37.1张，深圳这一数字也仅为38.1张，跟武汉、成都、重庆、杭州、郑州、长沙等城市相比均有非常大的差距。

　　彭澎认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一个城市医院的床位数、执业医师数量都是按照户籍人口的数量来定编的。尽管这几年沿海城市也逐渐在按常住人口来配备医疗资源，但总体来看，一些外来常住人口很多的城市，配备的医疗资源还是不够，仍需要加快补短板。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发达地区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当前这些地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都已经很高了，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尤其是这些地方有相当多外来常住人口没有户籍，没有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配套投入都是需要钱的，因此需要财权、事权对称。

　　重庆、南宁为何净流出

　　在统计的42个城市中，共有25个城市净流入规模超过百万。这些城市主要分布于沿海发达地区以及中西部的强省会城市。其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大多是人口净流入地区，但也有个别的人口为净流出。

　　其中一个就是南宁，作为广西的首府，南宁的户籍人口达到781.97万人，常住人口只有734.48万人。与其他省会城市相比，南宁经济首位度不高，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牛凤瑞对分析，南宁发展存在差距有多重因素。比如在产业上，南宁缺乏主打产业集群，广西的重工业布局主要在柳州。多重因素之下，南宁的首位度比较低。

　　近年来，广西正在积极推进强首府战略，提升南宁的首位度。2019年11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支持强首府战略的若干政策》。会议指出，首府强则广西强，加快南宁发展对于促进全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期公布的广西“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广西要大力实施强首府战略，深入推进北钦防一体化，高标准建设南宁都市圈，共建北部湾城市群，建优建强北部湾经济区，扬起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的龙头。

　　另外一个人口净流出的大城市是重庆，净流出人口达到291.97万人。作为一个直辖市，重庆的总人口超3000万人，面积达8.24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但重庆主城区只有1000万人左右，大量的人口分布在下辖区县，尤其是渝东南、渝东北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经济欠发达，所以人口大量外流。

　　随着重庆主城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重庆的常住人口也在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到重庆主城区工作。根据重庆市统计公报，2019年全市常住人口3124.32万人，比上年增加22.53万人;全年外出市外人口474.02万人，市外外来人口182.05万人。全市农民工总量758.6万人，比上年下降1.0%，其中外出农民工541.9万人，下降2.2%;本地农民工216.7万人，增长2.2%。

　　1、广东浙江继续领跑，“二八现象”愈发凸显。2019年我国人口流动的方向进一步加强了2018年的大趋势，继续呈现“东迁”和“南下”的特征。不过人口的流向变得更加集中，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2、省内层面：继续向核心城市集中。每个省份内部，只有省会等少数城市是人口净流入的，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浙江省90%以上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广东主要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

　　3、“抢人”愈演愈烈，新一线明显发力。从城市等级来看，一二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在持续流出。18年“抢人”大战比较成功的安徽省和西安市，19年人口迁入规模明显放缓。核心城市都开始加入“抢人”队伍，未来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出压力还会更大。

　　4、小城市持续流出，地产调整压力大。随着地产刺激的退出，人口对于房价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未来房价调整压力会更大。而对于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流入，对房价推升更明显，深圳就是一个例子。

　　广东浙江继续领跑，

　　“二八现象”愈发凸显

　　2019年，我国人口流动的方向进一步加强了2018年的大趋势，继续呈现“东迁”和“南下”的特征。2019年我国东部省份人口净流入规模超过150万，而按照秦岭-淮河一线来划分南北方的话，南方省份人口净流入达到167万。而且东部和南方省份的人口迁入规模，相比2018年进一步增加。

　　从具体省份来看，人口的流向变得更加集中。2019年浙江和广东人口净流入规模就达到了84.1万和82.6万，在全国层面遥遥领先。根据我们计算，70%以上的人口净迁入量都流向了浙江和广东，而前两年这个比例都只有60%左右。与其说人口流向了东部和南方省份，不如说是更加集聚地流向了广东和浙江两省，“二八”现象愈发明显。

　　省内层面：继续向核心城市集中

　　从省内流动的情况来看，也和2018年类似，人口继续向省会和“双子星”类核心城市集中。在每个省份内部，只有省会等少数城市是人口净流入的，大多数城市都面临人口净流出的压力。比如江西、山西、河南、湖北、陕西、甘肃等地，基本上都只有1-2个城市人口在净流入，其余城市人口均在净流出。

　　而且即使是各省内的核心城市，2019年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以福建为例，2018 年厦门和福州人口净迁入量分别为5.37万和2.76万，相差不大;但2019年两个城市的差距明显拉开，厦门净迁入量达到了13.3万人，而作为省会城市的福州，净流入量只有0.8万人。这说明，在经济和政策因素的驱动下，人口在地区之间的分化在加剧。

　　即使是人口流入大省，也不是“遍地开花”。以浙江省为例，2019年人口净迁入规模居全国第一，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中，有4个城市是人口净流出的。剩下7个城市是人口净迁入。但从规模上来看，其实浙江省绝大部分的净流入人口，都流向了杭州和宁波。其中，杭州人口净迁入49.35万人，宁波人口净迁入30.07万人，占省内各地市净迁入总量的90%以上。

　　人口净流入的另一大省广东的情况也是类似的，大部分的人口都流向了深圳、广州和佛山，其他城市的人口迁入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城市甚至还在净流出。

　　“抢人”愈演愈烈，新一线明显发力

　　从各等级城市的情况来看，一二线城市持续人口净流入，三四五线城市人口在持续流出。

　　一线城市中，北京和上海仍维持人口总量控制政策，深圳和广州继续人口净流入。2019年北京人口继续净迁出，但净迁出规模从2018年的22万缩窄至6.3万。上海虽然保持人口净流入，但规模不到1万人。而深圳和广州人口在大幅流入，2019年广州净迁入25万人，尽管深圳未公布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据，但根据常住人口增量推算，净流入体量估计也有30万左右。

　　新一线城市加入了“抢人”大战的队伍，近两年人口迁入规模明显增加。比如杭州、南京等新一线城市，除了经济上的吸引力外，在人才吸引政策方面也在不断增加力度，不仅落户政策有所放宽，还在人才补贴、租房补助、购房补贴等多方面提供相应的待遇。2017年的时候，新一线城市的人口净迁入量还不到90万，而2019年该规模已经升至140万。

　　在2018年的时候，“抢人”最成功的当属安徽省和西安市。2018年安徽省各地人才政策均大幅放宽，而当年也是安徽人口净流入的巅峰。但这种盛况只维持了一年，2019年安徽人口净流入明显放缓，净迁入规模甚至比2018年之前的水平都要低。从地级市层面来看，2018年安徽省内各市几乎都是人口净流入的，而到了2019年，已经有6个地市出现人口净流出的现象。西安也很类似，尽管2019年仍有13万的人口净迁入，但相比2018年的32万也是明显放缓的。

　　这也说明，要想持续地吸引人口，仅靠高成本的人才政策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看经济和产业的持续发展。

　　几乎所有的三四五线城市，继续面临人口持续净流出的压力。而且在我们统计的206个城市中，即使不剔除人口的自然增长，2019年有28个城市的常住人口也是负增长的。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六年负增长，意味着我们已经步入了人口存量竞争的时代。核心城市都已经开始加入“抢人”队伍，未来中小城市人口流出的压力还会更大。

　　小城市持续流出，地产调整压力大

　　长期来看，人口是影响房价的关键因素。像日本在90年代以前房价一路上涨，对应的也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时代。而90年代以后房价明显回落，这其中固然有地产泡沫破灭的因素，但为何这么久以来房价却再也没回去呢？人口或是关键，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90年代中期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持续下行;而90年代以后城市化率的速度也大幅放缓，也就是说支撑房价的人口基本面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

　　我们也统计了2018-2019年我国各地房价涨幅和常住人口的变化，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随着地产刺激的退出，人口对于房价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人口持续流出的地方，未来房价调整压力会更大。其实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从2018年以来就已经持续体现了。

　　即使都是人口流入的城市，房地产市场也可能有不同的表现。Wang等人（2017）采用中国城市非户籍人口占比和房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区域间人口迁入每增加1%，将导致房价上涨0.7%。研究也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口迁入都对房价有推升作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净迁入对房价的影响更大。

　　这也就能解释，为何近期深圳房价的上涨压力会比较大。2019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了41.2万，其中常住户籍人口的增量就有40万，常住非户籍人口只增加了1.13万，如果扣除人口自然增长，常住非户籍人口可能还是减少的。这就意味着，去年深圳农民工或许在净迁出，而迁入的人口大多是符合落户条件的引进人才，这部分人口的净迁入对房价的推升作用更加明显。

　　所以往前看，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政策刺激减弱的大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压力会越来越大，各地抢人政策也会愈演愈烈，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特征也会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