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全面放开人口生育能解决人口负增长吗？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全面放开人口生育能解决人口负增长吗？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生育政策也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近日发布对代表建议的答复称，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东北地区人口的持续下降，为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2020年全国，代表、辽宁省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恳请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表示，曾委托辽宁大学、吉林大学等研究机构做过研究，并多次赴当地开展专题调研。东北地区为何想要率先探索全面放开人口生育政策限制？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总台央广专访了辽宁大学和吉林大学参与上述研究的相关专家。

　　一年减少42.73万人，东三省人口全部负增长！

　　东北地区为何要率先尝试“全面放开生育政策”？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宋丽敏给列了一组数据：

　　宋丽敏：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虽然东北三省2020年的人口数据尚未公布，但大概率也是延续人口负增长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称，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专家：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

　　宋丽敏表示，人口流失和出生率下降，是东北地区出现人口负增长的两个主要原因，而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卫健委的答复也指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其实相对宽松，比如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宋丽敏：东北它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国有经济比重高，原来我们控制生育的政策执行的效果比较明显。这样我们过早的形成了一个，我把它叫做“生育意愿刚性”——就是说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再提高上去。我们现在生养孩子给家庭带来的收益，它也不断在弱化，但成本不断再提升，所以人的生育意愿一旦降下来就很难提高。

　　那么，东北地区，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话，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好哪些准备？宋丽敏表示，首先就是要对生育意愿情况进行摸底调查。

　　宋丽敏：有必要针对全域做一个生育（意愿）的调查，全面放开大家生育的可能性有多大，对未来人口发展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下监测，就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下一步我们再怎么做能够去改善或者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提高生育率，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吗？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登记的新生儿较2019年减少了175.5万人，降幅为14.9%。如何提高生育水平，已经迫在眉睫。

　　吉林大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王晓峰认为，在东北地区“试点探索”还不够，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但他同时指出，生育政策作为人口政策的其中一部分，对于解决人口负增长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来说还远远不够。

　　王晓峰：生育政策也仅仅是在它政策的有效范围内可以起作用，在它的政策范围以外，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我认为恐怕还不够。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不是可以放开的可以快一点，范围可以更大。所以还需要生育政策，甚至人口政策以外的其他方面的一些政策这样综合来实施。

　　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出，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育儿成本高，如何解决？

　　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首先就是“钱”的问题。学区房、奶粉钱、兴趣班……“育儿账单”越来“沉”， 推高了养娃成本。宋丽敏建议，可以从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入手，进一步减轻家庭育儿成本：

　　宋丽敏：（建议）一个孩子的家庭他（她）可以减免很多税，而且可以下降到更低的税级，使家庭的纳税有大幅度的削减。实行递进式的生育津贴制，根据孩子的成长不同阶段，根据孩子的数量实行梯次递进的补贴机制，缓解家庭的经济成本。同时包括生养孩子过程当中使用的商品，比如说母婴商品，比如说我们购买房产还有很多税收都应该有减免，我觉得这样更科学也更人性化，体现了一种生育友好性。

　　怀孕生子时降职降薪了怎么办？重回职场害怕“跟不上”了如何解决？已婚妇女不愿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职业生涯断档”。对此宋丽敏建议，可以参考国外经验，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

　　宋丽敏：其实我们现在男性好像只有陪产假，然后就没有育儿假。如果父亲能够共同来参与育儿的话，可能就能减轻母亲的负担，对她的职业中断产生的影响也会有一定的削减。所以我就特别主张要实行性别平等的育儿假，让男性承担更多育儿责任。

　　除了金钱和时间，育儿还需要“人力”成本。“一个人工作养不起，两个人工作孩子没人带”，是很多年轻夫妻的真实写照。

　　国家卫健委在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2019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已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托育服务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日前。此外，国家卫健委日前还对外公布了《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王晓峰认为，大力发展托幼机构，可以发挥市场资源和配置作用，但政府一定要主导。

　　王晓峰：东北计划经济年代国有成分高，是不是国有企业里都有托儿所？对，但是后来市场化之后，很多都放给社会了，特别是公办的0到3岁的托幼机构就逐渐就没有了。现在政府又在做这个事，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在减轻家庭育儿负担应该是很重要的方面。把0到3岁的突破与机构如果能很好的能够办起来，能够推广，特别是在一些国有企业里边先把它办起来，这倒是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相当比例的育龄人群家庭的育儿负担了。

　　专家：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该结婚就结婚

　　王晓峰，一般意义上的生育率是“全人口的生育水平”，包括未婚人群。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已婚生育率其实是在缓慢提高的。因此提高整体生育率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大家的结婚意愿，并且改变“晚婚晚育”的思路，缩短生育周期。

　　王晓峰：我们国家现在不结婚的人多，或者是晚婚的人多，实际上一定程度还是限制了生育水平的回升。都没有婚姻了还如何谈得上生育？所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讲，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年轻人特别是婚育人群，到一定年龄了，该结婚就结婚，别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