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幸之后中概股何去何从？逆全球化潮流会否出现？

　　中概股“被排挤”，未来新兴企业还能否赴美上市？逆全球化潮流是否会出现？疫情之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是否会重新配置？如何看待近期美国股市的大反弹？

　　6月18日，在第12届陆家嘴论坛全体大会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给出了他们的看法。

　　瑞幸之后中概股何去何从

　　自从去年“鲁比奥法案”开始，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政策，就在1个月前美国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中概股前途未卜。未来中国公司还能去美国上市吗？上海或是香港市场能否补充这一资本市场的功能？

　　“从资金面上来讲，中概股公司并非只能依靠国际市场融资，国内空间还是很大的。”周小川称，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非常高。中国历年总储蓄占GDP比重超过40%，因此只要机制做得好，很容易找到资金投资新兴和成长的公司。

　　同时，周小川也表示，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与瑞幸咖啡很有关系。虽然有一些中概股公司出了问题，但总体来讲，中国GDP增长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长，从供给侧角度来说，中国仍有不少好的公司和上市公司的资源。

　　此外，中国经过了30年左右的坎坷路径，目前为止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动能，虽然仍有差距，但包括市场建设、监督，以及围绕资本市场的机构成长都有很强的内在动力。

　　对于中概股问题，方星海指出，希望美国能够坐下来，一起找出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隔空喊话。

　　“部分美国对华鹰派出于竞选的考虑，或者对中国发展目标的误解，排挤在美国的中国上市公司，但仔细看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投资者是美国人，如果美国政府对中概股出手，最终受到损害的是美国投资者。”方星海称。

　　周小川也认为，如果中概股摘牌，国际投资者，特别是美国投资者和一些机构投资者的利益会受到损害。对美国方面，特别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说，如何体现他们保护美国以及国际投资者的利益也将是一个考验。

　　谈及瑞幸咖啡的影响和一些不足之处时，周小川也表示，瑞幸以及类似事件暴露出中国在会计、审计透明度上与国际标准还有差距。不过，一些观点将审计质量的问题与国家经济安全联系到一起，认为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对此周小川并不认同。

　　方星海直言，中国证监会对这件事一向主张合作。“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说现在没有办法完整检查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实大家坐下来，是可以商量出方案的，问题是要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坐下来和我们一起找到这个方案”。

　　方星海进一步指出，中概股在美国上市是一件互利的事情，有利于中国公司的发展，有利于美国投资者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也有利于纽约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周小川表示，在透明度问题上，中国方面在公司治理、外部审计质量等方面也有愿望和动力。多年来，中国也在资本市场上打击了很多欺诈上市、操纵市场、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行为。广大投资者对这些不良行为十分憎恨。当然，提高监管水平、逐步改进公司治理也需要一个过程。

　　疫情过后或迎新一轮全球化

　　在疫情席卷全球的背景下，未来全球格局和产业链会有什么变化？是否会出现逆全球化的潮流？

　　祝宪表示，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今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估计要收缩2.5%，人均收入要下降3.6%。此外，巴西今年经济增长可能是-0.8%、俄罗斯-0.6%、印度-3.2%、南非-7.1%。“从目前预测来看都是负增长，只有中国基本走出了疫情的阴影，正在比较有序地复工复产”。

　　对于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变化，祝宪认为，会出现区域化趋势。由于全球供应链太长，一些经济体处于安全考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可能会呈现区域化的趋势，这对中国产业链的发展和安全会有不少的影响。

　　祝宪也谈及了全球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他认为，在非常规的财政政策条件之下，很多国家在本身债务高居不下的情况下进一步举债，如果经济不能很快恢复，那么债务压力，包括主权信用评级都会受到影响。“这些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及时，有可能引发全球大规模的债务不可持续，会引起新一轮债务危机，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祝宪表示。

　　受疫情冲击，跨国公司在思考全球产业链的配置。方星海认为，全球产业链仍将适当分散。出于生产成本，企业不会把所有产业链都搬回本国；出于聚集风险，也不会把所有产业链从一个国家全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所以适当分散产业链在各个国家的集中度，按照最有效的生产原则去布置产业链，同时考虑到极端情况下供应的风险，最终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结果。

　　方星海相信疫情过后，这一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仍然存在，全球配置资源可以使得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而疫情期间，交通运输技术没有衰落，通讯技术进一步发达，说不定疫情过后会迎来新一轮甚至更迅猛的全球化。

　　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抓手

　　方星海认为，现在能够为全球化真正提出新建议、新举措，推动更高层次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其实不多，中国是其中之一，在下一轮全球化当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有这个条件提出新的建议，推进新一轮的全球化。这样做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对全世界也是有利的”。

　　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例，区别于纽约、伦敦，这是基于人民币的金融中心。方星海称，如果人民币不是国际上通用的货币也就是没有国际化，人民币如果资本项下不可兑换或者可兑换程度低，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力的金融中心。

　　周小川指出，过去，中国的货币不是可自由使用的一种货币，国际性不强。但近年来，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在不断提高。2016年底，国际货币基金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在坚持一些基本规则情况下，他个人认为目前距离资本项目可兑换差距并不大。

　　“自2014年开通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后，开放性大幅度增强，当然这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周小川表示，最近中国出台了一系列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政策，包括了很多和资本市场有关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等方面的改进。

　　方星海提出，下一轮全球化过程当中，是否可以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为一个抓手，以此大幅度推进金融开放，把上海打造成一个金融开放的新高地。同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使得上海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资产可以非常方便地为全球投资者所拥有、所交易。

　　“在这样的场景下，人民币就会成为一个能够广泛被全世界使用的硬通货的国际货币，新一轮全球化就会获得新的动力，资本流动会更广泛，资本配置效率会更高，而且全球金融体系也会更安全。”方星海称。

　　“弹药”不能一下子打光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不言而喻，而这和以往普通的自然灾难或者经济危机有何区别？

　　屠光绍表示，新冠疫情的影响有四大特点：蔓延性，从区域到全球；影响全面；程度非常深；时间比预期得更长，甚至会有反复。

　　疫情与过去内生的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不一样，和外生的、一次性的自然灾害也不一样，对于经济和金融的冲击是巨大的。屠光绍认为，全球经济按下暂停键，这时候政策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

　　在屠光绍看来，面对疫情，要意识到全球宏观政策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关注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他将全球主要经济体应对疫情时采取的宏观政策归结为“1+5”。

　　“1”是抗疫救灾，这是最突出的任务。具体而言，还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民生救助；二是纾困企业，小企业和大企业都包含在内；三是稳定金融，包括市场流动性、金融服务以及对产业和企业服务的稳定；四是避免危机，即避免因疫情冲击演变为经济危机；五是引导预期，并为经济逐步恢复做好安排和准备。

　　另外，屠光绍还强调，要关注宏观政策后续的影响性，纵观已出台的宏观政策，基本呈现三大特点：一是从常态管理到非常态管理；二是力度空前，且连续加码；三是政策操作方式打破常规，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既包括总量又包括具体的方式。

　　“这么多的政策，我们要对它的有效性做一点评价，但是现在这个评价还在过程当中，政策也还在继续过程当中。”屠光绍说。

　　对于美股近期的“逆流而上”，屠光绍认为，美国这一轮股市V型的反转，实际上是靠货币政策来支撑的，也就是所谓的“大水漫灌”。

　　他进一步分析，美国股市从年初到现在，一是股市和经济基本面开始分化；二是纳斯达克股指上涨的幅度高于道琼斯，也高于标准普尔500，股市结构也出现分化。

　　从3月初到现在，美国股市的交易量已大于疫情之前，有大量资金涌入到股市。积极的作用是，筹资功能得到恢复。但另一方面，股市脱离经济的基本面，靠货币政策来支撑，这样使得股市的基本关系出现了变异。屠光绍指出，现在美国的股市就是在对赌美国央行、对赌美联储。对于后续政策的影响，要非常关注。

　　“货币政策如弹药，不能没有，也不能乱打，更不能一下全部打光。”相比美国而言，屠光绍认为，中国的宏观政策既积极，又特别稳健，“瞻前顾后”是必要的，既要应对当前困难，又要考虑对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