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美联储何时开始紧货币？

报告摘要

1960年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与目标的变迁，分为五个阶段：1978年前相机抉择，逆风操作，该框架在滞胀期失灵；1979-1984年以货币供应量为锚直至成功抗击高通(131.78,-2.04,-1.52%)胀；1985-2007年以通胀、产出缺口为锚，对冲风险因素；金融危机后通胀与就业双目标，纳入各种风险因素；疫情后财政行为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刚性约束。

1960年以来美联储共有9轮紧货币操作，分别始于：1963年7月、1973年1月、1977年3月、1983年3月、1987年1月、1994年2月、1999年6月、2004年6月和2013年12月。其中，8轮调高基准利率，2013年底紧货币操作对应缩减QE规模（Taper）。

1963年7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经济处于复苏后期，防止黄金外流。1963年7月美国产出缺口自1960年后首次转正，但CPI同比增速仍在低位徘徊，美国经济仍处于复苏阶段。1957年以来“特里芬难题”令美国黄金几乎处于净流出状态，控制黄金外流或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立场偏鹰、在经济企稳即开始加息的原因。

1973年1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经济处过热后期，美联储加息操作滞后令通胀失控。1973年1月美国处于经济过热后期。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计划以及1971年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贬值等因素助长了通胀，但刚刚经历的经济衰退令美联储畏首畏尾，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因偏鸽而滞后并使得通胀在70年代逐渐失控。

1977年3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经济处于过热早期，对通胀敏感令美联储加息。1977年3月失业率下滑叠加时薪增速攀升，美国经济处于过热早期。通胀本就处于高位，卡特总统上任的财政计划加剧了通胀的上行风险。此外，此间美联储首提物价稳定目标，可见联储收紧货币主因就是对抗高通胀。

1983年3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联储以打压高通胀为己任，复苏期便开始紧货币。1983年3月时薪增速和失业率双双下行表明美国经济处于复苏期。刚刚经历过高通胀，因此美联储仍在延续偏鹰的货币政策，1982年的降息操作仅是针对经济衰退的权宜之计，衰退过后美联储仍需适度上调基准利率来保持打压高通胀的姿态。

1987年1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经济处于复苏尾声，联储为防范输入型通胀而加息。1986年12月失业率持续走低、时薪增速刚刚触底，说明经济处于复苏尾声。产出缺口触底，通胀处于低位亦说明美国经济并未具备加息条件。该阶段美联储政策偏向紧缩，大概率与《广场协议》后防范本币持续、大幅贬值及油价大涨引发输入型通胀有关。

1994年2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经济复苏期，逆转对外投资扩张势头的诉求下美联储意外加息。美联储加息前失业率持续回落、时薪增速仍在底部，说明美国经济仍处于复苏期。此外，通胀平稳、产出缺口仍为负值，表明经济数据尚不满足加息条件。但1991-1994年美国净对外投资占经济比重持续偏高，而历史上每轮紧货币都能逆转美国净对外投资扩张趋势，仅此我们认为此轮意外紧货币或是防止净对外投资扩张势头的加剧。

1999年6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亚洲金融危机令美联储延迟紧货币至经济过热后期。1999年6月美国已经处于过热后期。联储曾在1997年4月有一次加息，但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全球市场风险偏好，1998年联储临时降息三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未导致美国经济衰退，联储于1999年6月重新加息也相当于是1997年甚至是1994-1995年加息周期的延续。除经济指标已达到联储目标外，1999年6月美联储重启加息周期也有防止热钱过度涌入美股的用意。

2004年6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美联储加息以抑制繁荣地产下的经济过热、降低大宗牛市阶段的输入型滞胀风险。失业率持续下行、时薪增速触底回升说明2004年6月美国经济已进入过热期。科网泡沫破裂后美国房市火热，地产成为经济重要动能、居民加杠杆抬升通胀。中国处于城镇化率加速期，全球大宗商品处于牛市，也加剧了美国输入型通胀甚至滞胀风险。防止经济持续过热与滞胀风险或为美联储开始加息的重要因素。

2013年12月美联储开始紧货币的背景：经济处于过热期，Taper发生在地产景气度复苏、经济不确定性降温后。美联储于2013年12月18日正式宣布缩减QE（Taper）。此时美国已经进入经济过热期。美国QE本意为救地产，2013年6月-12月美国NAHB房地产市场指数连续6个月稳定在50荣枯线上方，或为美联储紧货币原因。而传递Taper信号到实操的时间间隔或是等待地产景气度确定性好转，且避免利率短期内在多重因素催动下过度、过快走高。2015年12月加息应被解读为本轮紧货币的延续。

美联储紧货币操作的规律。经济过热往往是美联储紧货币的触发条件。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外因素仍会影响联储立场。比如，亚洲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等外部不确定性会令美联储倾向鸽派；比如滞胀会令2011年9月美联储用OT替代QE3；比如疫后财政政策成为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刚性约束，而通胀高企亦不会直接影响其购债行为等。此外，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越来越重视对冲风险事件，也愈发具有针对性。例如金融危机后宽货币始于地产泡沫破裂、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紧货币也对应地产景气度修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美联储去年3月宽货币既是缓解疫情冲击，也是为财政减负。

站在当下，Taper时机已经逐渐成熟。首先，疫情对美国经济的约束或于7月就彻底解除，届时美国将正式步入经济过热阶段：经济更为均衡、资本开支全面加速。这意味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经济条件已经满足。再者，7月后美国不会再提供额外的抗疫刺激，财政政策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刚性约束也将在7月解除。因此，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很有可能在7月底FOMC或者8月JacksonHole会议上明示Taper时间表。我们重申这将带来两点影响：第一，Q3美元指数大概率反弹，多数非美汇率或存在贬值压力；第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再度走高，Q3破2%概率不低，且美元走高与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共振或掣肘全球流动性。当然，不排除市场已经开始提前反映这一事件影响的可能性。

正文

一、1960年以来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与目标的变迁

1960年以来美联储曾4次调整货币政策目标：分别在1979年、1985年、金融危机后以及疫情以来。每一次货币政策目标调整都可谓是美联储意识到常规性框架和工具无法应对新的经济问题后的创新。

（一）1978年以前：相机抉择，逆风操作；该框架在滞胀期失灵

1951年3月美联储开始不受财政部管理、具有独立性。彼时盛行的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政策应该根据形势进行市场干预，决定了美联储开始采用“逆风策略”，即在衰退时宽货币以刺激经济发展，在经济膨胀时紧货币抑制泡沫。时任美联储主席马丁在1959年7月一次讲话中提到保持价格稳定应该是联储的最终目标[1]；在1952年年报中美联储指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要限制银行信贷扩张，使其与去除通胀影响的经济增长需求保持一致[2]；1958年的会议纪要显示FOMC成员已经观察到短期通胀与就业之间此消彼长，并开始将就业数据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3]。由此可见，1977年以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目标比较多元化，会同时关注通胀、经济增长与就业等经济指标。但美联储并没有为这些指标设定具体的目标数值，导致货币政策的调控往往并不准确，70年代后美国经济进入滞胀，逆风操作在通胀和经济增长之间顾此失彼，货币政策失效。

（二）1979-1984年：以货币供应量为锚直至成功抗击高通胀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通胀中枢进一步抬升，在1980年3月最高达到14.8%。抗击通胀成为美联储首要任务。在1979年6月FOMC会议上，时任联储主席沃尔克提出货币政策将以货币供应量（M1）为锚，但1979-1982年离M1增长目标范围均有2%-3%的偏差。当然该设置的最终目标是对抗通胀。在此思路下，联邦基金利率一度升至20%附近，高通胀也最终得到了控制。1982年美联储结束以货币供应量为锚，但是货币政策仍然维持鹰派，对通胀反复十分忌惮，直到1984年再度开启降息周期为止。

　　（三）1985-2007年：以通胀、产出缺口为锚，对冲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