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里拉为何暴跌 曾无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当地时间3月22日，土耳其里拉暴跌15%。此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免除央行总裁阿巴尔的职务，改为任命曾担任银行官员和执政党议员的卡夫哲奥卢（Sahap Kavcioglu）。而这已经不是里拉第一次暴跌，在2018年，日内跌幅一度达到20%。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耳其不仅是全球增速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也被认为是最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它的经济增速保持在10%左右（2017年也高达7.4%），人均GDP在2008年即达到了1万美元。然而，里拉暴跌，GDP蒸发约半，正在使其陷入经济增长危机。土耳其经济长期潜伏的弊病或是重要的原因。从2017年开始，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就基本保持在10%以上。

　　那么，里拉暴跌前夕的土耳其，它的经济是怎样实现增长奇迹的？这是理解土耳其经济发展无法缺少的一段历史。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从凯末尔时代到二战，再到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政策，经历过从温和到激进的国民经济计划转变，而后在新政中调整格局，发展私人经济，一步一步实现经济增长。国内研究中东史的学者哈全安在《土耳其通史》中描述了一种土耳其20世纪经济史，而土耳其20世纪的发展是其后来实现经济巅峰的基础。

　　从缓和到激进：二战前土耳其的经济政策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新政府致力于推行相对温和的经济政策。早在1923年2—3月，土耳其政府在伊兹密尔召开全国经济大会，参加者包括农民、工人、企业主和商人的代表3000 余人。会议期间，农民要求废除传统的什一税，工人要求享有组建工会的合法权利和保护自身的权益，企业主要求提高关税和保护国内市场，商人呼吁政府限制非穆斯林族群在外贸领域的特权，而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成为与会者讨论的核心议题。

　　伊兹密尔大会初步确定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即发展现代民族工业、保护关税、鼓励私人投资和吸收外国投资。在伊兹密尔大会讨论的基础上，共和人民党制定9点纲领，其核心内容是采取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进口替代型的现代工业（一般指国家采取关税、配额和外汇管制等措施限制进口，保护国内有关工业部门的发展，以国内生产来代替进口，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编注），强调政府在投资领域的主导作用。

　　凯末尔宣布，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允许外国公司和境外商人在土耳其的投资行为。与此同时，以经济部长马哈穆特·伊萨特·波兹库尔特为代表的“新土耳其经济学派”阐释了20世纪20年代土耳其政府的基本经济政策，即奉行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双重经济原则，实行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存以及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并存的混合结构，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保护民族工业，强调国家在信贷和工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1924年，土耳其成立第一家私人银行，名为商业银行，拥有资产100 万里拉，其中25万里拉属于凯末尔的个人资产。1930年，商业银行存款达到4500万里拉，提供投资达到3230万里拉，建设两座制糖厂，同时经营伊斯坦布尔的航运业。1925年，土耳其政府投资2000万里拉，成立工矿业银行，接管土耳其共和国从奥斯曼帝国继承的数家纺织厂，并且投资私人经营的纺织厂、玻璃厂、粮食加工厂、制糖厂和发电厂。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激进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国有经济，强调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扩大政府对于工业生产的干预和投资，旨在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对1929—1933年西方经济危机对于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土耳其实施国家主义政策的直接原因。

　　总理伊斯梅特·伊诺努声称：

　　“自由主义的理论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有必要实施温和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领域采取国家主义政策，我认为首要的是应当视为一种防卫措施。若干世纪以来，由于我们的失误，长期遭到在工业上不平等的侵略。在新时代，我们为了从险恶的形势下得到拯救，使国家得到安全，最要紧的使经济免于崩溃。因此，在经济上采取国家主义是我们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所使用的防卫措施。”

　　1931年5月，在共和人民党大会上，国家主义成为新的经济政策和凯末尔主义的组成部分。然而，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义并非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私人所有制依然构成土耳其共和国的重要经济基础。

　　土耳其的国家主义政策，强调民族经济和工业优先的基本原则，旨在实现私人工业企业与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步发展，而国有银行构成国家参与经济建设和保证政府投资的重要手段，1932年创办的农业银行、1933年创办的苏美尔银行和1935年创办的赫梯银行则是国家主义在金融领域的集中体现。至20世纪30年代末，苏美尔银行控制冶铁业的100%、炼钢业的80%和水泥业的55%，赫梯银行控制煤炭开采的100%和铜矿开采的100%，农业银行按照政府核算的成本，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进而控制农业领域。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外国资本在土耳其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铁路和矿山开采处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1927年，英法控股的奥斯曼银行提供了土耳其生产信贷的大约1/2，甚至享有发行纸币的权利。1930年，土耳其政府成立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同时收回纸币的发行权，收购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经营的铁路和港口，国民经济的民族化程度明显提高。

　　缓慢增长：二战后进口替代型工业的发展

　　20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土耳其工业基础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启动，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从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向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变动的迹象。早在1947年，共和人民党作为执政党已经制定了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政府强调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工业领域，同时建立土耳其工业发展银行，向投资工业的民间企业家提供贷款。

　　195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外国投资法》（Foreign Investment Act）即第6224号法令，向来自境外的投资者提供诸多的优惠条件，开放国内市场，吸引境外投资者。来自美国、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投资者接踵而至，现代工业部门成为外国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领域。

　　期间私人企业数量和规模均呈大幅上升的趋势。据统计，超过10人的私人企业，1951年为660家，1953年增至1160家，1960年达到5300家;与此同时，上述私人企业雇用工人的平均数从25人增至33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土耳其政府采取多项积极措施，包括对投资新兴产业的私人企业家实行减税政策和进口设备的关税优惠政策、向进口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以及向私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发展私人工业，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私人企业的产值急剧增长，私人企业的产业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

　　然而，由于私人企业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其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存在诸多局限。相比之下，国有企业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尽管在体制上存在种种弊端，却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冶金和化工领域独占鳌头。国有企业大都属于基础工业和重工业，规模庞大，私人资本既无力收购，也难以控制。国有资本经历了与国内私人资本以及境外资本融合的过程，进而在国有经济领域形成一定程度的混合所有制。

　　在土耳其，铁路构成国有经济的重要形式，而公路则与私人经济密切相关抑或更具民间色彩。凯末尔时代，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是铁路建设，连接城市和工业中心是铁路运输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公路建设进展缓慢，乡村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农产品的运输受到严重的制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私人经济成分明显扩大，铁路建设趋于停顿，公路建设成为发展交通运输的主要形式。

　　1940—1960年，铁路仅从7 000 公里增至7900公里，而公路则从41600公里增至61500公里。1950年，土耳其全国仅有铺面公路1600公里。民主党执政10年间，致力于公路建设，新建铺面公路5400公里，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汽车保有量从53000辆增至137000辆。

　　1961年颁布的宪法，强调私人经济与国有经济的共同发展，强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有机结合，强调国家在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国有经济的投资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冶金和化工等资金和技术密集的大型企业。私人经济的投资领域，主要是诸如食品加工和纺织业等日常消费品生产领域的中小企业。

　　期间，国有与私有混合型的经济结构长期并存，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平分秋色;国有企业数量较少而规模较大，私人企业数量较多而规模较小;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占据优势，私人企业的生产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则高于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低，私人企业的投入产出率较高;国有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下降的趋势，私人企业的规模及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如此，国有企业依然在土耳其工业生产领域长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增长奇迹

　　工业化的深层背景，是人口的增长所导致的工业品市场需求的扩大。在进口替代的经济框架下，政府主导工业投资，工业分布呈不平衡的状态，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伊斯坦布尔地区以及伊兹密尔和阿达纳，工业化进程主要依托国有企业，国内工业品市场处于政府的保护之下，工业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进口工业品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内工业产品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济发展表现为明显的内向性和封闭性。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能源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的石油进口。20世纪70年代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于土耳其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初，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为20%，1979年上升至90%）。1979年，土耳其政府以减少进口限制、削减发放补助金、提高物价和削减政府开支作为条件，从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获得18亿美元的贷款。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土耳其政府放弃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发展模式，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鼓励私人投资，扩大市场经济，建立自由贸易区，强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逐渐成熟。

　　1980年1月，德米雷尔政府宣布新的经济改革纲领，放弃内向型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降低进口关税，实施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制定外向型和市场调节的经济战略，是为土耳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转折点。

　　1980年9月军方发动政变后，在致力于打击极端派别、平息政治暴力和恢复社会秩序的同时，着手扭转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军方在政变之前支持德米雷尔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解散德米雷尔政府后延续经济改革的发展方向，任命厄扎尔（Ozal）作为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在军方政变后的一年内，厄扎尔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初见成效，通货膨胀率从140%下降为35%，政府财政收支渐趋平衡。

　　1983年厄扎尔当选总理后，加大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力度，贬值货币，提升利率，冻结工资，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鼓励出口，放宽进出口贸易和货币限制，提高出口竞争力，旨在缓解贸易赤字、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和抑制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政府致力于改造国有企业，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进程（1981 年，土耳其共有大型国有企业38家，其中16家盈利，22家亏损）。自1984年起，政府取消国有企业享有的优惠和补贴政策，实行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公平竞争，向民间发售国有企业的证券和股票，取消私人投资限制，扩大私人投资领域。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并未削减固定资本的政府投资。

　　据统计，1974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73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9%，民间投资占52.1%。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80年代的固定资本投资比例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比例大体持平。1985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55547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58.1%，民间投资占41.9%。1988年，固定资本投资总额为255240亿里拉，其中政府投资占47.5%，民间投资占52.5%。政府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交通和能源，私人投资在房地产领域大幅上升。

　　尽管如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比如1993年，国有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3.8%，私人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96.2%;国有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21.8%，私人企业雇佣的工人数量占工人总数的78.2%;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25.6%，私人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4.4%。

　　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加速了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83年为3.3%，1985年为5.1%，1987年为7.5%。相比之下，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除1991年和1994年外，普遍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1990年为9.4%，1991年为0.3%，1992年为6.4%，1993年为8.1%，1994年为6.1%，1995 年为8%，1996年为7.1%，1997年为8%）。

　　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导致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1980—1987 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1979—1988 年，出口额从23 亿美元增至117 亿美元。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出口商品结构经历明显的变化;工业品出口额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构成20世纪80年代外向型经济长足发展的突出现象。

　　198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为29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4.7%，工业品仅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6.9%。1990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增至130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5.5%，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上升为67.9%。1997年，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达到262 亿美元，其中农产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20.8%，工业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达到74.9%。

　　新经济政策的后果是经济领域的剧烈波动，贫富分化加剧，由此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深刻的政治影响，是为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政坛异军突起的历史背景。通货膨胀率，20世纪80年代初低于40%，1987年上升为70%，1992年达到120.7%。1987年，20%的富人拥有49.9%的收入;1994年，20%的富人拥有54.9%的收入。

　　作为人口迅速增长和工业化长足进步的历史结果，土耳其的城市化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塑造着崭新的社会阶层。

　　一方面，现代产业工人逐渐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社会势力;另一方面，乡村移民居住的棚户区逐年扩大，城市贫困人口急剧膨胀。20世纪50年代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而20世纪80年代，城市周边的棚户区数量、居住人口数量和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随着城市周边棚户区的逐年扩大和城市贫困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社会的贫富对立日趋凸显，加之传统秩序的崩坏导致从乡村移入城市的下层民众处于无助的状态以及严重的失业现象，提供了激进势力和极端倾向滋生的土壤。